公共空間越多，人們對它的需求就越旺盛。很難理清公共空間數(shù)量的增長與需求的強烈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他們像是互不認輸?shù)淖汾s者，彼長不是為了此消。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共生一起推動了城市的良性生長。

　　與便利店的社會形態(tài)節(jié)點的功能不同，城市里的大多數(shù)公共空間幾乎都是無意識連接的，它們單獨立項的時候雖然考慮了自身的處境和社會需求，不過極少有公共空間像便利店那樣有一套可以串聯(lián)的標準系統(tǒng)。大多數(shù)城市的公共空間是自由的、松散的，它們像山地里的野花一樣隨風生長，只有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承擔起完善城市服務的功能。

　　正是因為公共空間出現(xiàn)的自由、生長的隨意，沒有規(guī)制化的約束才讓它們有了盡可能鮮活的生命力，它們一方面完成自己的本分工作，另一方面，它們又能夠補充其他公共空間負荷過重的問題，這時候，它們的兼職身份勝過了專職的功能。說的粗糙一點，有時候，每一個城市公共空間都可能成為春運擁擠時段的臨客、餐車，承擔起疏導分流的任務。

　　咖啡館是徹頭徹尾的樂觀主義者。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一種形態(tài)，咖啡館越來越密集，仿佛它們并不擔心生意的冷淡。在青島這座城市，咖啡可以追溯到開埠之初的1897年，當然，曾經(jīng)歷史場景中透露出的只可能是咖啡的澀苦，而非現(xiàn)代商業(yè)繁華之下的焦糖味兒。

　　2007年11月14日，青島文史學者李明在八大關喝咖啡，古老房子里暗淡的光線和可以感知的寒意成為他寫就《一杯咖啡里的青島史》的起源。他把時間指針回撥到1897年，讓李鴻章、翁同龢、費迪南??馮??李?；舴蚁?shù)出場，讓一座城市的歷史與咖啡發(fā)生關系，他直言“青島的咖啡宿命，并非戲言”。

　　我個人愿意相信這種歷史對接的真實，一杯咖啡，一杯茶，甚至是一杯威士忌，這些偶然都足以讓一座城市發(fā)生命運性轉折。當然，有這份沖擊力的不只是杯中的咖啡、茶和威士忌，更核心的力量則是那只杯子所處的公共空間。對改變歷史而言，公共空間從來都是漫不經(jīng)心的，在它們從來沒有做好（做足）準備的時候，城市、人、生活瞬間就被改變了。

　　與歷史相比，現(xiàn)在更加浮光掠影。青島像很多城市一樣，城市的公共空間布滿了咖啡館。

　　再一次見到王妍是在一家星巴克，她原來在我工作的寫字樓上班，每天出入大堂都可以見到她，有一段時間不再遇見，這次見面才知道她換了工作從房地產(chǎn)物業(yè)管理公司到星巴克。我點了一杯咖啡，她大概沒有認出我。

　　因為變換了空間，再一次確認人與人的相識就變得困難起來。公共空間從來不具備人像確認的功能，置身其中，所有的行為都是漫不經(jīng)心的，這與公共空間自由松散的生長形式別無二致；所以，公共空間里發(fā)生怎樣的事情都不意外，它既保證有充足的、多元的可能性，又無法確保一件事情的二次出現(xiàn)。

　　我不愿意使用創(chuàng)新這個詞語，因此我習慣用它的反面進行表述——標準化乃是停滯之母。城市的公共空間自由松散恰恰避免了標準化，與之相似，城市里的咖啡館也在極力避讓標準化，與城市整體的公共空間的隨意不同，它的與眾不同更刻意，更帶有更強烈的私人化的不限于人文的情懷。于是，咖啡館像個異類，在經(jīng)濟中低速增長的中國，咖啡館不僅沒有像很多企業(yè)那樣舉步維艱、束手無策，反而對經(jīng)濟充滿了好奇，它照例以自由松散的方式落地，不依靠任何組織，只是自己照顧自己。

　　在中國，關于城市公共空間的討論，最常見的論調(diào)就依靠規(guī)劃，似乎規(guī)劃是保障公共空間數(shù)量充足、功能充分的唯一條件，幾乎忽略了規(guī)劃所帶有的不可脫離的約束。事實是，公共空間的生長敏感且多疑，外力的過多干涉會影響它的生長能力甚至是成活的可能。

　　相對異類，又合情合理，咖啡館的存在（包括那些標準化的咖啡館）像是讓人走進了夢境，走進了一個與城市節(jié)奏恰恰相反的場景，盡管很多次我在咖啡館看到了補課的學生、算計的商人以及各式各樣的鼎沸喧嘩，可是，更多的時候，有心人把它當成一座城市的縮影。

　　當然，一個或多個咖啡館無法陳述整個城市的公共空間，但是，這并不妨礙更沒有遮掩城市公共空間漫不經(jīng)心的特性。只管享受這些為數(shù)不多的像山間的野花那樣自由生長的松散吧，不需要試圖用自己的理性去修補那些自認為不太合理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