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武漢大學游泳隊

    三十年代在武漢大學女生宿舍自習的女生們

    1932年11月胡適與武漢大學部分教職員工合影于珞珈山聽松廬前。

    參與武漢大學校舍建設選址和設計的建筑師開爾斯

    劉文祥（著）廣西師大出版社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飯廳及禮堂剖面圖

    歷史校園中的理學院

　　這個學校完全是從無中生有，好像在白紙上做文章一樣，完全系由理想而實現(xiàn)的。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李四光

　　九月新生入學季。又一撥莘莘學子，邁進了憧憬中的大學校園。每一座校園都深藏歷史，而這歷史，又在不斷的歲月回望與史料梳理中得以被重新發(fā)現(xiàn)。尤其是當把目光從歷史中的人轉到歷史中的校舍建筑時，又會有另一種路徑被打開，另一段隱而不彰的歷史被揭示出來。今年，一本有關武漢大學建筑創(chuàng)建史的學術著作《珞珈筑記》出來，就為我們再次刷新了對大學校園的認知。這本書的主體是建筑本身，作者更將“建筑”作為一種“活動的過程”來觀照，我們由此一步步窺到了它從初起動議到選址施工，再到最后完成的整個過程，這其間，閃動著一些政壇人物、一些民國教育家的身影，還包括幾位中外建筑設計師、地方施工商與工程隊，一組組民國眾生相的背后，隱藏著近代中國的教育發(fā)展軌跡，以及中國近代建筑衍變中的觀念碰撞。

　　武漢大學，歷史上享有“近代中國最美學校”的美譽，其大學校址，坐落于九省通衢的武漢武昌區(qū)。如書中所指，它不僅以風景的美麗著稱，而且初創(chuàng)軌跡也完全不同于近代史上那些同樣著名、卻是在舊有學堂基礎上改建起來的大學，也不同于背負著推廣近代教育、啟發(fā)民智以達到普及福音目的的教會大學，它之令人感嘆，一方面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中國三十年來，有新式大學后，總計全國大學約百數十所，多因過去歷史關系，雖時時改革，總不如武大之與舊歷史一刀截斷，重新創(chuàng)造之痛快。”另一方面，也因為它在無中生有的過程中，一波三折。更特別的是，從一開始，這所大學就被當時的教育部寄寓了超越于地方院校意涵的教育理想。正因此，參與建設的諸多有識之士，也都深懷著“努力建設這個武大，就是要做一個榜樣給國人看，讓國人認清楚，建設并不是不可能或太難的事”的宏愿力促此事。此間，美國建筑設計師開爾斯的獲邀加入，又在其選址的最初，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讓人窺到中國建筑近代發(fā)展進程中，一些有意味的中西實踐。

　　如何成就一座理想校園的理想面貌，昔日的教育先賢們，其實是把一種理想的教育理念融注在建筑與環(huán)境當中。這些寶貴的思想，仍需要今人慢慢梳理、還原，并不斷思考借鑒。

　　壹 武大風景雖然有名，但對于歷史建筑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孫小寧：作為同為武大畢業(yè)的學生，我不得不說，我對于有關母校的這本書，有著特別的興趣。只是因為畢業(yè)后只回去過一次，記憶中保留，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校園印象。中國的著名大學，不乏有人做校史研究，但這本書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校史。首先，它確實為出入武大校園的學生解了一些深層的疑問——為什么這座校園，與別的校園如此不同。這個選址也太優(yōu)越了吧，恰好就在又有山又有湖的地方？記得那個很有年代感的“國立武漢大學”校門，我們上學那會兒并沒有立在大學門前，而是離它有一定距離的街面上……當然，除了這初步的答疑，書中的諸多脈絡線索提示，一座校園與一座城市，與中國大學教育、乃至近代史都有著密切關系。從校園的建筑本體入手研究，應該說還是需要專業(yè)門檻的。想請你先介紹一下自己的情況——你的專業(yè)、你對這件事興趣點的開始，或者說，在涉獵了以前諸多歷史文本之后，引發(fā)你更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或者不滿是什么？在這項研究中，你的優(yōu)項是哪些，短板又是什么，你怎樣克服它們？

　　劉文祥：謝謝。我是2007年進入武漢大學的，隨后在武大求學整整十年，2017年博士畢業(yè)。我的本科專業(yè)是人文科學試驗班，這是武漢大學1993年在全國首創(chuàng)的一個嘗試打通文、史、哲的人文科學寬口徑本科專業(yè)。它培養(yǎng)了我對人文科學的熱愛，且擁有了一些更為寬闊的視野。大學本科期間還在華中科技大學輔修了建筑學雙學位。建筑學看似與我的本專業(yè)相隔甚遠，但歷史建筑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事實上與歷史學研究是密切相關的。我覺得，從歷史學研究者的角度來觀察和研究建筑史，可以有不一樣的思考和發(fā)現(xiàn)。

　　來到武漢大學學習，使我得以進入到一個每天耳濡目染的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絕佳案例中去，作為一個對建筑歷史與文化感興趣的人文學科學生和歷史學研究者，對這些建筑發(fā)生超過一般游客和旁觀者的興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然而當我走進圖書館，去翻閱已有的關于這些建筑的研究成果時，便立刻發(fā)現(xiàn)它們不僅數量少，而且研究深度和廣度都遠遠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這其中，也有很多在我看來純屬主觀臆測甚至穿鑿附會的內容，比如有些文章把李四光甚至美國建筑師開爾斯等人寫成近乎風水先生，說他們當年在武大的選址和建筑設計上有諸多風水考慮，讓我感到不可思議；又比如我在書中提到過的，武大老文學院和法學院兩棟建筑屋頂造型上的細微差異，過去被演繹為“文采飛揚”和“法理嚴肅”，這一說法我很早便生懷疑；再比如關于主持武大設計的那位美國建筑師開爾斯，關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甚至沒有一張照片，等等。我開始意識到盡管武大的風景舉世聞名，這些民國校舍建筑早已不乏知名度，但其作為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的一個重要案例，在學術研究層面上還存在很大拓展空間。于是我便開始去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一開始還只是個人興趣層面，后來逐漸把它當成了一項重要工作來做，以致最終形成了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和今天的這本拙作。

　　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武大長期求學的經歷，加上得到了武漢大學檔案館、校史館各位領導和老師的大力幫助，得以深度挖掘其中館藏的許多尚未公開出版的民國時期國立武漢大學歷史檔案，以及當時的原始建筑設計圖紙等珍貴資料，這些都是其他研究者一時無法具備的研究條件和基礎。在攻博期間我還曾前往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學了一學期，在臺灣也查閱了一些重要資料，比如武大旅臺校友會的會刊《珞珈》雜志，在大陸地區(qū)就無法完整看到早期的部分。再者借助于互聯(lián)網和信息技術的日益發(fā)達，在當前歷史學研究中，史料的檢索搜集能夠做到比以往更快、更廣、更全面，比如我并沒有去到美國、英國等國家，但在書中使用了許多這些國家有關機構收藏的檔案、書刊、影像等史料，這應該說是我所處的時代所給予的幸運。 

　　貳 武大校舍,作為中國近代建筑史上一個特殊案例

　　孫：雖是以武大建筑入手，但正如我們書中所見，你其實還涉獵到國內各大名校的建筑，因此讓我們看到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中重要一頁。上世紀一些西方建筑家在中國的實踐蹤跡。從這個建筑歷程來看，武大的建筑群，處在其中的哪個階段，是彼此的建筑理念、手法磨合到了相對成熟期的成果嗎？這里面是否也包含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進程中的文化覺醒？

　　劉：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中國傳統(tǒng)建筑風格在近代的復興和傳承演變，是中國近代建筑史上一個重要的命題，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程，更同元明清以來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有著深度的歷史糾葛。

　　在這個過程中，有過幾個不同的階段，比如早期是傳教士的摸索和嘗試，后來開始有外國建筑師在其中主導，再往后是中國本土建筑師的加入，乃至于來自中國政府官方和社會的力量也參與其中。從大線條的角度看，各個階段或許可以歸納出一些各自的特點，但近代中國的歷史圖景，事實上是一個范圍極為遼闊、內部差異性極大的狀貌，基于少數案例而呈現(xiàn)出的“線條”或“規(guī)律”，未必能完全套用于其他全部的案例。

　　我認為，武漢大學即是這樣一個有著許多特殊性的案例，從時間上看，它其實已經比較晚了： 1929年才開始設計，1930年動工，二期工程的主要建筑是1930年代中期才進行的設計，在此之前十來年，眾多教會大學已經進行了一番轟轟烈烈的新校舍建設運動，并在其中進行了諸多有關中國民族形式大學校園建筑風格的嘗試，還涌現(xiàn)出了像亨利·茂飛這樣具有代表性的設計師。與武大珞珈山校園設計和興建的同時期，在國民政府官方的大力倡導下，全國公共建筑領域則正在發(fā)生著第二場民族形式復古運動——“中國固有之形式”。然而，武大的建筑在我看來，既不是這一時期完全典型的官方“固有形式”運動的產物，也不是完全循著此前教會大學新校園建設運動中所探索出的某些路數而繼續(xù)發(fā)展而來的。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比如地處武漢這樣一個內陸城市，建筑師開爾斯個人的一些特點等，而具有了種種獨特的特征。我想，不能因為它的設計和建造年代相對較晚，而簡單把它視為是一個“相對成熟期”的作品，事實上，它布滿了許多歷史的裂痕，這些裂痕背后是近代中國民族形式建筑復古運動所始終難以克服的一些技術性乃至文化性的困境。關于這些方面，我在書中已有比較詳細的分析。

　　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崛起是毋庸置疑的，武大在找到建筑師開爾斯以前，就已經確立了新校舍建筑風格要采用民族形式，也正是因為這個預設的基調，才會找到開爾斯。但在珞珈山校園具體的建筑設計過程中，校方可以說是放手讓設計師類充分發(fā)揮和施展的。

　　叁 “一座充滿了一個新的好的大學”為什么建成在武漢？

　　孫：一所大學不是從舊學堂改造而來，而是從重新的選址找地規(guī)劃開始，這無疑是武大不同于多數名校的歷史發(fā)展之處。因為不同，所以有特別的意義，你覺得它體現(xiàn)在哪些地方？另外，當時有識之士所懷抱的那個理想——“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好的大學“——我們不妨猜測，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許也有人有志于此。為什么在那個時期，在武漢這座城市，這個理想實現(xiàn)了？而不是在別的什么地方？

　　劉：為什么在武漢？確實，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而這也和第一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武漢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明星城市，這里不僅是近代中國內陸最早開埠的通商口岸，誕生了漢口這樣的繁華大都會，還曾經在晚清張之洞治鄂時代開啟了轟轟烈烈的近代工業(yè)化進程和新式教育起步發(fā)展進程，在中國近代城市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篇章。但聚焦在高等教育的物質建設層面，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在珞珈山校園營建以前，武漢在全國是很落后的，特別是國立省立的官辦大學，沒有一所像樣的校園。所以在國民政府統(tǒng)一全國后，武漢由于過去的基礎實在太差，新的武漢大學急需一所好的新校園來改善辦學環(huán)境，這是其得以在國民政府時代伊始就開始規(guī)劃和營建，從而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贏得了較長時間，得以基本建成珞珈山新校園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其他地方確實也有一些國立大學已有這樣的計劃，如南京的中央大學等校，但后來由于抗戰(zhàn)爆發(fā)，這些計劃未能實踐。在近代中國，國立大學中得以在抗戰(zhàn)前基本建成的從零開始的新校園工程，只有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兩個案例，對于武大來說，其中確實有許多當時無法預知的幸運成分。

　　孫：從你的記述來看，武大新校址的選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中間不乏觀念的碰撞。這碰撞中的細節(jié)有許多可堪玩味。尤其最后，周鯁生先生關于選址郊外所發(fā)表的講話特別有辯證意義，即：既看到“我們的大學系新創(chuàng)，基礎未固，恐怕不惟不能影響社會，還會被社會同化，所以要遷移。”又，“雖然建設在離開社會的山野，我們究竟不是與現(xiàn)實社會絕緣，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社會的使命”。如果將這個理念放到今天的大學教育一環(huán)中檢視，你覺得今人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借鑒？

　　劉：武大并不是一開始就明確了在東湖珞珈山這里建設新校園的計劃的。在大學籌備的最初階段，是由湖北教育當局在負責，當時的計劃遠沒有后來宏大，只打算沿用城內一處晚清以來遺留下來的舊校舍（兩湖書院舊址）。但是當時全國教育當局的最高主事者——大學院長蔡元培，對武漢大學有著很高的期待和不凡的定位，他后來委派了幾位他在北京大學的老同事來武漢參與籌備武大，把這所大學的學術定位進行了提升，其中一位籌備委員，就是提出武大要在城郊建新校舍的李四光。至于最后一步選址的微調，則是與美國建筑師開爾斯有密切關系——由山南平地調整到山北丘陵地帶，是開爾斯對于新校舍以學院為單位組團式布局的規(guī)劃思路下的必然選擇。

　　高等教育和社會大眾之間的關系，歷來是一個重要命題。在我看來，大學既應該是一座象牙塔，又不能只是一座象牙塔。大學是精英知識分子和前沿科學文化知識的殿堂，它天然帶有精英性，精英本身并沒有錯，大學也不應一味強調去精英化。但是大學不能關起門來和社會絕緣，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要服務于社會發(fā)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我想無論何時，大學都應該要學會把握好這一辯證關系。

　　孫：再進一步理解，大學也不可能是座象牙塔。因為就其選址到建成，其實已經與時局、與商業(yè)、與周邊百姓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你的書中對這些，做了許多細致而一手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這中間，又有哪些你覺得特別值得今人尤其是今天的大學教育人士思考回味？

　　劉：對武漢大學校園的既往研究還很不夠，所以這本書里很多問題，只能是我從原始史料入手，進行原創(chuàng)的分析和研究。比如我完整翻閱了民國時期珞珈山校園總共261份地契，對每份地契的信息進行了統(tǒng)計，還通過原始檔案，完整還原了珞珈山校園征地過程和其中發(fā)生的種種糾紛。又如我通過原始圖紙等檔案，發(fā)現(xiàn)了美籍華裔建筑師李錦沛曾在1930年深度參與珞珈山校園總體規(guī)劃和幾棟重要校舍建筑的設計工作，由這一條線索入手，進一步分析了中山陵建筑風格對珞珈山的外溢影響等問題。

　　我在書中第五章第三節(jié)，分析了珞珈山這些民國校園建筑的許多缺陷和不足。許多建筑為了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而削足適履，在功能上做出很大犧牲，留下了深刻教訓。我想，對于現(xiàn)在的大學校園建設，這是個很值得汲取的教訓。再比如在第四章關于建設經費的分析中，我發(fā)現(xiàn)其實武大雖然名為“國立”，但在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設經費中，來自湖北省的地方經費，其實超過了中央撥款數。對于在非首都城市的國立大學而言，如何處理好與地方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是一個關系到大學興衰的重要問題，對今天的京外部屬高校而言，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

　　肆 幾經變遷中的武漢大學也曾在東湖風景區(qū)發(fā)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孫：建筑總是處于不斷變化中，包括校園本身。所以我在閱讀中，還是覺得，書中的校園，與自己記憶的校園有出入。以你的眼光，差異有多大。也就是想讓你界定，你所言說的那個校園，大概到什么年代止。脫開這本書，從今天眼光看，武大校園的變遷，經歷了幾次？其間，重大的校園格局改變又有哪幾次？

　　孫：我的書主要關注的是抗戰(zhàn)西遷前的珞珈校園，也就是從1928年底開始醞釀選址，到1938年武漢淪陷，同時有部分內容關注到抗戰(zhàn)復員后的情況，即1946年到1949年間的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部分沒有涉及。應該說，1950年代以后珞珈山校園發(fā)生了很多大的變化，進入那個時代以后，民國時期留下的很多城郊的大學校園都發(fā)生了類似的變化。有的校園被分解成幾部分，由不同的院校分別使用，有的學校搬離了原址，新的學校搬進來，更多的是校園內有了新的規(guī)劃思路，建筑風格也發(fā)生很大變化。相對來說，武大是幸運的，因為盡管在院系調整中學科結構變化很大，但武漢大學這個名字還在，校園也還在珞珈山沒有搬走。不過最大的一個變化是獅子山以北到東湖南岸這一帶地區(qū)，即民國時期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建筑群和各種實驗場的所在地，新成立了武漢水利學院（后來的武漢水利電力大學），規(guī)劃了一個蘇聯(lián)模式的新校園，建造了許多新建筑。雖然這個學校后來又重新合并回了武大，但這段歷史給珞珈校園格局帶來的改變已是事實。又比如上世紀80年代建成的楓園宿舍區(qū)和2000年前后建成的文科區(qū)，把校園東部這個原來很荒僻的角落開發(fā)了起來，也改變了校園的一些格局。

　　孫：讀最后一章感覺最輕松，但同時又感到這像是你這項研究的延伸。將武大與東湖風景區(qū)的發(fā)展放在一起考察，是什么樣的深意？

　　劉：國立武漢大學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系，是拙作關注的一個重要線索之一。探討武漢大學與東湖風景區(qū)的關系，是我特別強調的一個前人不太注意的視角。今天的東湖也是武漢的一張重要的城市名片，這片水域浩淼的城中湖，代表了武漢“大江大湖”的城市特質，也是武漢最重要的風景名勝區(qū)之一。雖然武大就在東湖邊，但因為不在今天東湖風景區(qū)的界限內，既往講到東湖風景區(qū)的歷史和文化，往往不太強調武漢大學的部分。但我通過史料回到民國時期，就可以看到在武昌東湖從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澤演化為一個風景游憩地的最開始，武漢大學扮演了極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我在書中明確提出武漢大學是東湖風景區(qū)建設的主要拓荒者之一，對東湖風景區(qū)日后的交通格局、人文積淀、建筑風格等方面都發(fā)生了深遠影響。武漢東湖風景區(qū)的建設思路，過去一些年曾有過幾種不同的選擇，比如曾經很強調楚文化元素，在景區(qū)建設中特別強調這方面的景點建造，最近一些年又主要突出“生態(tài)風景旅游”的概念。我覺得，東湖大氣磅礴的自然風光是最主要的特色，自當突出，而在歷史文化方面來說，應該重點挖掘近代湖畔大學文化，珞珈山才是近代東湖風景區(qū)早期開發(fā)過程中的風景核心和文化核心，這也是提供給今后武漢東湖風景區(qū)開發(fā)建設一個個人的思路和建議。

　　孫：讀這本書，讓人意猶未盡。感覺武大還有很多地方值得人再探究下去，你還會繼續(xù)嗎？

　　劉：確實，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命題，以武漢大學為切入的角度和視角，還可以有很多路徑去觀察和研究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思想等方面。我的書只是以校園建設這個小部分為一個小小的角度切入，做了一點拋磚引玉的工作而已。在武大與近代湖北和武漢地方社會政、商、民各界之間的互動，與城市發(fā)展之間的關聯(lián)和影響等方面，我還有興趣繼續(xù)關注和研究下去。